作 者丨实习生乔朱，江贤
编 辑丨王俊
图 源丨视觉中国
回溯网络暴力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历程，除了部分偶发性社会事件引起的大规模暴力问题外，这种恶行往往也会与各类利益相绑定。
国家网信办在开展“清朗行动”时曾指出，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是很多网上乱象的源头，严重地影响了网络秩序，危害了网络生态，必须加以整治。
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当前各类网络黑产，尤其是以网络暴力的形式攻击他人并从中获利的网暴黑产已得到有效治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接触多种渠道的黑产提供者发现通过水军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已难以实现，在部分明星粉丝群经由经纪公司或粉丝团管理后，也加大了对部分粉丝不理智追星行为的约束力度。
但值得警惕的是，网络暴力黑产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干扰着网络空间的正常运行，记者通过多方调查发现，当前以负面话题引导、恶意举报、恶意差评等方式为代表的新型网暴黑产，依然在干扰着互联网平台的运行秩序，新型网暴黑产治理，成为网络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进化的网暴
自“清朗行动”开始以来，“整治饭圈乱象”的话题一直受到外界关注。
去年8月，近260万粉丝的某粉丝后援会微博账号因拉踩引战一度被微博平台“永久禁言”，直到该账号主动删帖道歉，封禁才被解除。
同年9月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将饭圈乱象的治理，延伸至“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坚决抵制泛娱乐化”；“坚决抵制高价片酬”等八项举措。
在多方整治之下，当前的互联网追星相关社区、话题中已难觅用词低俗、言语泼辣的直白粉丝间攻击，但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
一名追星人士告诉21记者，过去的粉丝骂战已转变为“内涵”，即不使用侮辱性词汇，而是用隐晦的语言暗示贬低对方；或是有组织地使用“举报”和“拉黑”功能，试图引导平台封禁对方账号。
为此，21记者通过贴吧、微博等渠道潜入多个与“水军、刷评论”相关的黑产QQ群。当在发群内发问是否有人提供水军服务后，立刻就有群员主动私聊了记者。
“以前可以买很多个账号帮你骂人，但是现在管得严了，这套做不来了。”当记者问起是否可以雇佣网络水军，发布某位博主的负面评论时，该群员表示，目前并不接直接骂人的“业务”。
他进一步解释，由于平台管理规则的收紧，直接采用侮辱性词语进行辱骂很容易使水军账号遭到平台封禁，因此这类业务模式也逐渐被黑产从业者们抛弃。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无法利用水军在网络中实现攻击他人的目的，据该黑产从业者所言，现在还可以购买用他人账号代发微博的服务，具体报价为普通账号10元一条；黄V账号30元一条。不过这些账号只发布正面内容，主要发挥为话题冲量的作用。
据另一位对水军黑产有所了解的人士透露，如果想要达到攻击他人的目的，其也提供收买真正有影响力的大V的服务：“大V肯定也不能直接攻击，但是可以让他发一些有引导性的内容，从而起到‘拉踩’的效果。”
“除了宣传自家明星的正面信息，传播对家明星的负面新闻、作品差评也是饭圈的常规操作。”
多名追星人士向21记者确认，在此过程中明星所在的娱乐公司往往会亲自下场，将自家明星的正面词条或者对家明星的负面词条“安排”上热搜，买通有影响力的营销号发布指定微博，当微博内容涉及两个及以上明星时，买通营销号的一方粉丝能够做到提前准备，及时占领评论区。
而这种并不依托直接攻击性表达的恶意诋毁往往很难被识别和处理，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定的含义应当足够清楚并且要保持充分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因此对网络监管语境下的“暴力”一词的理解应当严格限定在符合一般公众认知的合理范围之内，所以法律层面上的网络“暴力”内容通常限定于那些明显含有诋毁、侮辱、压迫性质字眼的内容。
他进一步指出，使用平和语言发表评论甚至负面意见的行为首先是每个人固有的表达权利，但与此同时，表达者也应对内容的真实性和法律后果承担责任。
被滥用的举报
除了采用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言语诋毁，平台举报系统也被黑产所利用。
据上述黑产从业者表示，可以以2元一条的价格从其那里批量购买水军的举报服务，可以按照甲方要求上传相关图片证明和举报理由，从而达到促使平台删除相关内容甚至封禁目标账号的作用。
记者与提供举报黑产从业者聊天截图
而在很多明星的粉丝群中，同样存在着组织粉丝进行集体举报的现象。
当记者以某明星粉丝身份进入该明星粉丝群后发现，群内管理员要求群成员每天在评分网站上举报至少30条给该明星主演的电视剧打出一星或二星的“恶意评分”，并直言：“大规模的举报是有用的”。
某明星粉丝群聊天截图
此外，多个管理员每天轮流在粉丝群内发布需要举报的微博用户主页链接。而这些管理员也由带V的粉丝大咖发帖公开招募，工作内容是“及时处理来自粉丝的黑评私信，并将黑评账号晒出以发动粉丝举报。”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滥用平台的举报权利，或是引诱他人采取过激措施后再进行举报的行为，同样也可以归为网络暴力的方式之一，且属于违法行为。
他进一步表示，这种行为将正常的维权渠道作为污名化工具，比传统的网络暴力危害更大。
“这些举报看似合法，实则用捏造、夸大或抽象的片面事实误导公众，引发对立，引爆焦虑和仇恨，本质上是滥用公众的知情权和关注度去达成其攻击他人目的。”朱巍说。
无处申冤的差评
作为淘宝商家，圆圆（化名）已经能够熟练处理各类客户的评价和需求，她认为客户对产品的体验感不同很正常，自己通常也不会回复“颜色不喜欢”、“味道不喜欢”等常规低分评价。
然而最近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店铺的产品被挂上的几个差评内容与产品体验无关，想解释却难以沟通，向淘宝申诉也以失败告终。
像圆圆这样遭遇非常规差评困扰的电商商家不在少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社交媒体，电商和外卖平台中也存在着通过恶意差评来损害商家利益的黑灰产业。
例如，有位客户买了三样产品，留下三个差评，内容分别是：不知道；没用；一般。这种奇怪的评论让圆圆百思不得其解。
起初，她尝试沟通解决，向顾客询问：“我是不是哪里惹到你了？”对方的回复却是：“你有毛病。”随后，她以“无意义评价”的理由向淘宝投诉该客户，结果却是“投诉不成立”。
“还有些客户给出差评，却在评价框内只写个句号或者其他标点符号，依然很难投诉成功。”圆圆说。
在商家向记者展示的淘宝商家版投诉界面里，可投诉的评价类型显示共有9种，分别是：
广告；
无意义评价；
利用评价要挟；
泄露个人隐私信息；
辱骂；
对未收货产品虚假评价；
涉政/暴恐/毒品及枪支信息；
色情及低俗内容信息；
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信息。
可以申诉成功的情况往往是客户存在明显不合理诉求，例如，有些客户在评价前询问“好评返现？”圆圆给出否定答案后遭遇差评，这样明显的要挟评论往往才可以投诉成功。
而评价内容无害却给了差评的，似乎只有“无意义评价”一种投诉选择，而这类投诉选择很难获得淘宝平台的重视。因此，圆圆希望淘宝对“无意义评价”的审核可以更加严格一些。
夏海龙表示，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网络评价机制的确直接关乎到商户在平台中的排名、好评度，从而也会直接影响到商户的现实经济利益，因此无论是职业“刷好评”还是“删差评”都有市场需求。
在对部分恶意差评总是投诉无果的情况下，现在的圆圆看到低于99.6%“发出好评率”的顾客就会拖延发货时间，直到客户主动取消订单，从而避免轻易“被差评”。
“在大部分淘宝商家的眼中，一个给出低于99.6%好评率的顾客，就有“给商家打差评”的习惯。”她如此解释这么处理的原因。
而另一边，正有人以“差评师”为职业，赚得盆满钵满。
一家专做差评业务的电商工作室在微信朋友圈“大方”展示了价目表：差评业务38元一条，可以直接影响单品销量；退货业务30元一条，可以影响店铺的退货率和相关评分；投诉业务600元一条，可以影响店铺的展示权重，活动报名等。包年的费用是12万一年，包含全年的打压竞品各项工作和防止自身店铺被打压。
某差评工作室价目表
该电商工作室表示，通常能为包年的客户在服务期限内提供标价1.5倍到1.8倍的价值，即执行18万到21.6万的竞品打压各类操作，打压范围广泛，不必局限针对一家进行打击。
在该电商工作室的朋友圈里，有不少“成功案例”，其中包括一张聊天记录截图，该工作室的人向客户发送产品图片，表示自己正在“把东西捂发霉，直接拍视频上传评价。”
差评工作室展示如何使商品发霉并打差评
除此之外，在与该工作室的微信聊天过程中，其还向记者展示了来自美团、大众点评、抖音等多个平台的商家客户，涉及服装、饮食等行业，以及全国各地六个产品代收地址的对接人员。“我们有200多个账号”，在该工作室的多部手机上，都有差评和退货的操作记录。
该工作室没有在第三方平台开设店铺，因此也无法通过第三方平台付款，只能凭借“信誉”接受直接转账，“我们90%的客户都会回头，”而关于客户来源，该工作室讳莫如深，“这行具有特殊性，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说太多。”
而另一家专做差评的业务方向记者表示，目前主要接单的方式是到处发小广告，大海捞针来寻找客户，同样，这家差评业务团队也不能通过第三方平台付款。
“网络暴力并非社交媒体的特有现象，所有具备举报、投诉、评价等功能，且具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服务及平台，都有可能引发网络暴力。”朱巍指出，在涉及利益问题时，商业诋毁往往也会成为网络暴力的直接转化形式，还可能随之出现差评勒索等行为，这无疑是对商家正常权益的侵害。
他进一步分析表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角度解释，恶意差评影响了正常消费者的知情权、评价权等权益，实际上不单纯是商誉问题，它也扰乱了消费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新型网暴黑产何解
在当前网络暴力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果的背景下，对于此类依托于更为隐蔽的攻击形式，隐于各类利益链天背后的网暴黑产，又该如何进行防范与治理呢？
夏海龙指出，网暴治理最大的难点在于用户表达千人千面，平台可能很难逐一核实或高效地处理。以电商平台的恶意差评为例，目前对商家评价机制普遍存在评价体系单一化、绝对化的现象，比如简单的好差评、打星。
他表示，平台可以考虑在用户发表明显负面评价时同时要求用户作出更具体的评价并提交照片等证据，以确保评价真实性，同时也应当更有力地保证商户对负面评价的申辩权利。
朱巍则认为，应该结合人工审核与AI审核，将此类信息作为有害信息尽快处理，提升对部分隐蔽的引战、攻击性言论的识别能力，对热点事件中的有害和违法信息及时屏蔽，“不能等到当事人已经深陷网络漩涡身心疲惫后再处理，此时就晚了。”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严格明星经纪公司和粉丝团账号管理。粉丝团（后援会）账号须经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授权或认证，由其承担日常维护和监督管理的责任。未经授权的个人或组织一律不得注册明星粉丝团账号。”
朱巍提到，部分饭圈中存在的引战拉踩模式已由娱乐圈蔓延至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导致目前互联网舆论环境恶劣。
“在平台治理方面，可建立信用监管机制，将恶意举报和恶意差评的用户列入黑名单，而企业方也应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朱巍说。
夏海龙则表示，对于网络暴力现象来说，最现实的办法还是要保证受害人能够第一时间脱离暴力环境并防止悲剧发生，比如通过“一键隔离”“一键取证”等功能，帮助受害人及时屏蔽、限制施暴者发言并保存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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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刘巷 实习生 梅乐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