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记者 莫琳
近日,在“第18届中国投资年会·有限合伙人峰会”上,投中信息发布了《2024年国有资本创新发展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在经历了2016年、2017年的活跃期之后,整体上国资出资基金的数量在逐渐下行,但是国资对于单只基金出资的规模整体在上升。历史数据显示,市场化募资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国资占比相对比较低。如果市场募资比较艰难,国资占比会更高。整体来说,2018年之后,国资在市场中的重要程度在逐渐提升,国资对于整个市场的支撑在进一步提升。
粤科金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浩钧认为,当前,国内外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创投行业既处在发展的风口,也亟需寻找破局之道。国资机构的成长壮大也是历史使然、社会所需。
VC/PE“国资化”趋势明显
报告显示,目前在中基协登记国资管理人的数量是2000家左右,中基协整体登记私募股权、创投管理人大概12000家,国资管理人占比20%。
从新设的管理人角度看,以2023年为例,当年登记的国资管理人数量为115家,从占全年的整体新登记的管理人比重来看,每三家新登记的机构中,就有一家是国资背景。
从出资规模来看,历年国资出资人出资基金的规模在整体市场募资规模中均占据较大比重,在市场募资环境较好的年份,如2016年～2018年,国资出资人出资基金规模占比在60%上下;2020年以来,在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募资遇冷后,该比例上升至70%以上。
从注销的情况来看,2023、2024年都是管理人的注销大年。投中信息CEO杨晓磊在会上表示,横向看,今年累计清退的数量是新设数量的10倍;纵向看,今年新设的不到去年的四分之一。 “从数据上来看,2023年注销的私募股权管理人大概是1700家,其中0家是国资管理人,所以我们发现,国资管理人存量减少是慢的,但增加是快的,未来整体行业管理人的国资化趋势比较显著。”
在谈到国资机构占据创投主导地位的原因时,林浩钧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科创自身生态来看,国资机构是当前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是科创资源的提供者和整合者,是体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执行者、主力军;第二,从科创与金融对接来看,科技金融是我国金融的主阵地,国资机构在科技要素与金融资源融合上具有独特优势,让科创始于科技、成于金融得到有效对接,构建起“科技+金融+产业”的良好生态;第三,从科创与社会融合来看,国资机构是各级政府资源的融合者,是各地创投机构投资的协同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者。
林浩钧补充道,国资机构更能发挥科技与金融对接的纽带作用,第一,拓宽金融对国有创投资金支持的渠道,扩大资金来源;第二,金融为国有创投企业领投的LP提供免抵押担保融资等便捷服务,能够精准对接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创新项目,提升投资靶向质量;第三,金融为国有创投促进成果转化提供支撑,通过知识产权拍卖、科技成果质押等有效推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落地见效;第四,金融能支持国有创投机构成立并购基金、S基金等,拓宽创投项目退出渠道,解决退出难问题。2024年,科技与金融对接得到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用于支持科技创新的比例达83%。
国资直投意愿持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国资管理人在管基金直投企业力度持续增强,持续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
投中信息副总经理、研究咨询事业部总经理吴浠告诉记者,从调研来看,更多国资都倾向于做直投,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过往做LP的过程中,国资LP逐渐形成了自身投资能力,组建了投资团队;第二,大家认为,基金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产业发展。因此选择下场直投的方式参与到股权投资中。
报告显示,2014年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国资管理人在管基金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累计超过7000家;被投企业累计融资金额约4万亿元,其中国资管理人在管基金直接投资金额约1.5万亿元,占比约39.76%,带动约1.5倍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与股权投资。
最新数据显示,国资管理人在2024年前三季度较去年同期投资企业数量增长17.14%、投资金额增长24.69%,投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投资金额大幅提升,一定程度直接缓解了企业在整体经济下行阶段的融资困难;通过直接投资为被投企业间接提供政府信用支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重点行业和企业。
“耐心资本”呼吁政策的长期性、一致性、稳定性
虽然国资机构整体上已占据创投行业主导地位,但是在林浩钧看来,国资机构依然存在结构不优、运作不畅、能力不足、引领不强的问题。
林浩钧提到,当前的创投理论体系尚未落地成型,限制了国资机构的发展潜力和效果。第一,投资周期与考核任期错位,导致国资机构往往愿意选择短期见效快、风险低的项目,“不愿投”长期硬科技项目,据统计,近5年的被投事件68%是中后期企业、32%是早期企业;第二,激励约束与容错机制错位,导致部分国资机构产生“不敢投”现象;第三,国资进入与退出机制错位,导致退出难、预期低,募不动、投不出,行业发展持续性不强。
同时,相比于社会创投机构,部分国资机构能力相对不足,只具备配资的能力,投资专业化人才队伍不足,缺乏发展持续力,从而在创投资源获取上不够宽,在运作机制上不够健全,在投研能力上不够深入,在投后管理上赋能不够,在退出通道上缺乏手段,在募投管退上没能实现有效作为,林浩钧进一步补充道。
林浩钧建议,可以从顶层设计、机制建设、建立层级合理、梯度推进的国资创投组织体系等多个方面来更好地推进国资机构更好发挥主导作用,开辟创投发展新局面。以机制建设为例,他呼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推动发展的国资创投机构运行机制。重点优化国资创投机构考核评价机制,设置更加灵活、符合创投发展周期规律的差异化考核标准,改革国资创投机构任期考核周期及指标体系;完善国资创投机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项目跟投、超额利润分配等利益捆绑措施,优化投资损失容错机制;优化国资创投资本退出机制,加快完善并购重组、基金份额转让、实物分配股票试点等配套实施细则,促进国资循环流通。
吴浠则表示,调研20多家国资机构的结果显示,大家对于如何做好耐心资本的预期可以总结为长期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她进一步解释:“长期性可以更多理解为建立长期的考核机制以及投资期限,就像刚才刘总提到,要延长母子基金的存续期。一致性和稳定性,年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我觉得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和整体的尽职免责标准的一致性非常匹配,因为宏观一致性,才能稳定预期,提高信心。尽职免责等考核制度也一样,需要明确标准,并且保证各个口径、不同年份的考核标准是一致和稳定性的,这样才能让国资放心地做创业投资,才能更好形成长期的耐心资本。”
